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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镇化”的分歧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主张发展特大型城市，不应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另一种是限制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平衡发展中小型城市，所以城市化在他们看来是“城镇化”。

持第一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应该要数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

在《大国大城》一书中，陆铭教授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判断，比如行政手段不能控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以人口规模来看，上海还太小了。他认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国家总人口规模决定的，比如纽约、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比上海要大，纽约市人口占美国的2.7%，伦敦人口占英国的13.1%，东京都的人口占日本人口的10.3%，如果算东京圈，它的人口达到了万，占日本人口比例达到了28.4%；法国的人口同样绝大多数集中在巴黎，达到了15.9%。一些小国，比如韩国、奥地利、秘鲁等，其首都人口都超过了20%。因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既不科学，也不经济，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陆铭教授的某些观点也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说空心村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需留下少数村落。

与陆铭教授相对的，是另一种所谓的“均衡派”，主张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他们将如今的城市病归因于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就是限制特大城市规模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实行的都是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到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人口超过万的大城市，只有三个直辖市，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更是一个都没有，人口都被户籍牢牢地栓在了农村和中小城市。即使是今天，虽然人口的流动自由了，但户籍仍被限制，别看今天有所谓的“抢人大战”，但其门槛，对今天超过2.3亿的农民工来说，仍是巨大的天堑。

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上两种思路的碰撞也越来越激烈，比如今天被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