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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城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金硕镐，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科教授，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竹下弘久，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科教授。

[摘要]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商品、资本和外籍移民的流入成为国际大城市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这些城市成为“全球化城市”的进程中，当地居民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以及对待外籍移民的态度成为影响其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国际移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议题。本研究基于年东亚社会调查（EASS）数据，总结了上海、首尔以及东京外籍移民的构成状况，描述了当地居民对于全球化的具体态度，并分析了影响其态度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上述三个城市的居民在全球化认识上存在着诸多共性与区别，而居民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会直接影响其对于外籍移民的相应态度。

［关键词］全球化城市；外籍移民；态度；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上海、首尔和东京逐渐集聚起资本强大的企业，创造了众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三座城市，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外籍移民。当回顾这三个城市的移民历史进程时，我们可以发现三地移民的人口和经济特征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这说明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跨国的而且是独立于国家而进行的现象，但事实上，国家会通过相关政策应对跨国移动，以此持续巩固自身的地位。由于中日韩三国对国际移民秉持的不同立场，各国政府以各自的方式应对全球化趋势，这导致了三个城市移民现象的发生原因及路径、移民的社会特性以及移民与当地人的关系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城市居民，尤其是上海、首尔、东京这样的“全球化城市”中的居民，他们对于外籍移民的态度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态度，成为国际移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商品、资本、人力和信息的流动完全打破了空间的壁垒，这使得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流入到大城市中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综观以往关于移民的国内外研究，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局限性，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卡斯尔斯指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是一种跨国现象，因此这一研究的分析框架就应当超越国境来设计。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考虑到了三个城市具体的空间差异，试图超越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即在研究中既包括移民流入和其所波及的效应在内的所有现象，也涵盖保障流动自由的全球化脉络、东亚的地域性特征和三大城市所属的国家的发展进程。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兼顾上述三方面完美的方法。在本文中，笔者将三个城市当地人对全球化和移民的认识以及态度作为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这个指标可以了解以下三个方面：即全球化引起的人口和资本的移动、因东亚地区的经济特殊性而触发的东亚国际移民的面貌以及上海、首尔、东京三大城市移民现象的异同等。因此通过这一指标就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全球化视野以及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特殊性。例如，从外国移民的构成看，上海的外国移民很可能是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员工或其家属，而首尔的外国移民大多为中国的朝鲜族或是非技术工人。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居民与外国移民的关系应当有所区别。而两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中也蕴含着多重复杂机制。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全球化及外国移民所持有的态度，与移民流入的政治经济背景、移民的人口特征及社会经济特性、本地人与移民的关系、对移民的社会整合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因此，通过了解本国人对全球化及移民的认识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三个城市全球化特征的差异。而这又可以为三个城市更好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提高全球化程度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

二、全球化城市中的移民：相关文献回顾和三城市的移民现状

上海、首尔和东京是不是“全球化城市”？全方位进行的全球化对这三座城市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因全球化流入三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谁？在这三座城市中的本地居民和外国人互相对彼此有何看法？这是本文将予以回答的问题。

　　美国学者萨森（Sassen）将全球化城市定义为“提供国际贸易、投资和服务，并且是跨国企业总部所在的金融中心地”。他指出，全球城市主要有四个功能：全球经济指挥中心、金融和专业化服务中心、主导工业生产和工业创新中心以及产品和创新技术市场等。全球化城市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是全球生产功能的分散和世界经济管理功能的集中。分散和集中的双重性概念是萨森的全球化城市的核心概念。萨森主张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使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不断扩张，在此过程当中全球化城市得以产生。因此，比照萨森的定义，虽然上海、首尔、东京三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作为全球化城市所拥有的功能和面貌是相似的。因为萨森提出的四个功能，以及分散与集中的双重性均可在这三座城市中得以体现。

　　根据A.T.Kearney每年发表的全球城市指数（globalcityindex），上海、首尔和东京均进入了世界25个全球化城市，东京排名第4，首尔排名第11，上海位列全球第20。全球化城市不再是单纯的全球经济指挥中心，而是生产消费商品和服务的空间，并且考虑该空间为人力、信息、资本的大量流入而创造出超越国境文化的场所，能够同时反映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上述排名也证实了上海、首尔、东京都步入了“全球化城市”的进程。

　　全球化城市的城市空间是分散的，它们通过网络得以维持联系，这就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那么到全球化城市聚集的是什么人？按照萨森的理论，全球化城市聚集的外国人通常是那些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精英。而且，生产全球城市所需商品的制造业和提供便利的服务业，在城市内和周边卫星城开始发展并创造出众多岗位，使国内外劳动人口聚集于此。所以全球化城市通常由位于阶层顶端的全球精英和最底端的劳工填补人力缺口，因此全球化必然会造成两极化。

　　在分析全球城市中的外国人特征和其与本国人的关系时，最为有效的是国际人口迁移理论。一个地区发生移民现象时，可以通过分析那些有移民倾向的当事者的意愿、计划以及所处的周边环境，总结出他们所拥有的背景和特征，也可以推测出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包含了迁移发生和迁移持续两个部分。有关迁移发生原因的理论，有新古典经济学、新迁移经济学、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持续理论包括移民网络理论、制度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强调移民网络重要性的理论。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有关迁移发生原因的理论上。

　　为什么会发生迁移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视角。宏观理论指出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在于其需求和供给存在地域差异，即劳动力人口从资本缺乏、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迁移到资本丰富、劳动力缺失的国家。因为劳动力缺失国家的工资很高，而与此相反，在劳动力剩余的国家失业率高且工资水平较低。而微观理论则强调，理性的个人为了创造利润选择投资自身的人力资本。即人们会选择迁移到对自身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这时所产生的纯利润等于两个地域的预期收入之差再减去迁移费用与人们进入新劳动市场环境而发生的心理成本。根据这个理论，随着迁移现象的增多，收入差异将日渐减少而导致迁移行为最终停止。

　　新经济学理论聚焦于“行动者”。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并不基于孤立个人的理性选择，而取决于一个家庭或家族为了实现收入多样化而迁移的意愿。该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成员相互依赖度较高，面对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为了达到收入风险最小化目标而选择迁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因此家庭收入遭受威胁的情况不在少数。通过家庭成员们分散到多个国家来确保收入渠道多样化，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迁移人口。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在大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地区的人口迁出现象，但不适用于小型家庭的迁移情况。

　　而劳动分割理论认为，国际人口迁移原因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密切有关。这些地区的资本家会对熟练劳工提供稳定的雇佣条件和高薪，对非熟练劳工则提供不稳定的雇佣条件和低薪，因而形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这时，本地人不愿意继续留在非熟练市场，而愿意到熟练劳动市场就业。为了填补未熟练劳动市场，政府或企业层面会制定相关政策，因而影响了劳动力迁移的发生。

　　世界体系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等级化的现象，中心国向周边国的市场渗透是迁移发生的根本原因。中心国的资本家为了积累更多的利润开始向周边国渗透，去寻找农地、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心国的资本向周边国移动，而周边国的劳动力则向中心国移动。这就形成了国际劳动移民与资本、商品的反向流动，尤其在那些过去曾为殖民地的国家与其殖民统治国家之间频繁发生，形成了特殊的市场与文化关系。

　　有关国际人口迁移发生的四个代表性理论对上海、首尔与东京的国际移民现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上述理论，我们从移民的特征、移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本地人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三个城市的移民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上海：移民还是异乡人？

据统计资料显示，外国人口在上海市总人口中的占比非常小。根据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居住登记的外国人有16.24万人，其中日本移民有3.51万人、美国移民有2.44万人、韩国移民有2.11万人。从具体的构成上来看，9.56万人属于外企所雇佣的职员和家属，1.61万人是学生及家属。年的数据显示，在上海登记居住的外籍移民主要来自日、美、法、韩等国家。从总体上看，居住在上海的移民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大多是工作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精英及其家属或者是派驻人员。此外，上海市外籍人士工作生活现状调查显示，83.26%的受访者表示在上海有工作，并且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拥有稳定的工作（89.7%）。相关职业分布在教育、制造业、批发零售、文化教育娱乐、电脑服务、软件行业等不同的领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海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劳动力全部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其他地区。具体来看，在移居上海市的外地人当中，从事制造业的最多，占到了41.3%；其次是销售业，占18.4%；接下来是住宿餐饮业，占6.8%。在信息产业及金融业中，外地人的比例非常少。综合来看，上海的移民主要是由全球精英、跨国企业派驻人员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地人所组成。

　　在上海工作的外籍人士主要包括外企员工和驻派人员，这说明迁入上海的外籍人士大部分并不属于计划定居的群体，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将会离开上海。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了解全球精英属性的人都知道其本质就像“候鸟”，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们一般以3—5年为一个周期更换城市和公司，以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他们的工作特征是以项目为主选择公司和城市，等项目结束时，自身价值得到升级便会选择流向其他地方。因此，在上海居住的外籍人士很有可能认为自己并非定居者，而始终认为自己是外来人。综合考虑以上各个因素，上海本地人对全球化和移民的认识及态度，很有可能是基于抽象的、普遍化的概念，而不是来自于具体的工作和生活经验。

（二）首尔：站在历史伤痛与经济繁荣的交叉路口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了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重组整合的政策。在此期间，国民的工资水平有了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人不愿意从事3D职业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中小企业人力短缺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韩国在年制订了《关于外国人产业技术研修签发证书等业务处理方针》《关于发放外国人产业技术研修签证的业务处理指南》等相应的政府政策，开始实行外国人产业研修生制度。随后，来自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的人口开始不断流入韩国。据资料显示，年首尔总人口为.64万人，其中登记的外国居住人口就有27.21万人。而外籍人口数量在15年间增长了5.4倍。

　　以年首次实施并于年开始进入一元化管理的雇佣许可制和永驻权制度的放宽为契机，首尔出现了外籍人口开始定居生活的现象。近年来，首尔市内的大林洞、加里峰洞等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朝鲜族移民的聚集区域，这里也被称为“韩国里的小中国”。从首尔各区外籍人口的分布来看，永登浦区和九老区是外籍人口最多的居住行政区。其次是衿川区和冠岳区。据年首尔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籍朝鲜族移民中持有的签证类型依次为访问就业、永驻和婚姻，而非朝鲜族中国移民中以留学签证居多。

　　另一方面，为了定居在韩国而选择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通过婚姻的方式迁入韩国的亚洲女性居多。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结婚移民韩国的女性日渐增多，其主要原因是韩国新生儿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和人口移居城市等社会环境因素。年，韩国的国际婚姻达到了4万对，占结婚总人数的10%。

　　韩国的移民迁入史和人口特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对韩国人来说，提到移民就能想起来的有以下几个群体：结婚移民女性、外籍劳工以及中国的朝鲜族等。目前，这些移民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聚居区，从事着各种经济活动，同时与本地人接触的机会也逐渐增多。在外籍人口开始迁入韩国的早期阶段，大部分韩国人对他们的认识比较模糊，只是认为移民会对韩国经济有所帮助。但是随着两者接触机会的增多，本地人开始出现不满与忧虑的情绪，认为这些移民虽然作为韩国社会的成员之一，却没有相应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此外，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根据移民的来源地也有所不同。他们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籍移民秉持友好的态度，但是对中国、日本、东南亚的移民则持有否定评价，而且这种否定性的认识受到诸多社会问题的影响而愈发深化，如岗位竞争、假结婚及离婚、文化冲突、犯罪活动和城市的贫民窟化等。移民韩国的外籍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同时大众媒体经常报道有关移民的负面新闻，这也会不断助长偏见。总而言之，本地人对外籍移民具有双重的态度，即在规范层面上对外籍移民开放且宽容，但现实生活世界里却显得苛刻且排斥。

（三）东京：城市中的外籍劳工

年，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总数为万名，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2%。从国籍上看，中国人最多，共66.58万人，其次是韩国人，共45.78万人，菲律宾人有22.96万人。但与上海和首尔的情况有所差别的是，东京大部分移民大多是处于阶层底端的外籍劳工。

　　日本正式接收外国移民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实行出入境管理法改革后出现了两类签证，即“定居者”签证和“研修”签证。“定居者”的签发对象为日本裔巴西人，他们在日本没有任何就业限制；“研修”签证的持有者大部分为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人。虽然日本中央政府为吸引专业技术人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大多数迁入者仍是应聘临时岗位的劳动者。

　　年以来，日本政府为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并未出台专门针对长期滞留的外国人的政策。强调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以及社会文化氛围成为制定移民政策的主基调。众所周知，日本的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负增长等问题非常严峻。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批接收来自亚洲、中东、美国等地的外籍劳工，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者。在日本经济萧条趋于长期化的时期，其数量也基本保持不变。这足以说明日本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即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性很强。而面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本政府从年开始讨论移民政策改革的方案，到年开始引进留学生和专业人才，但是这些措施都存在诸多局限性，至今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虽然日本的外籍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5%，但是对于那些计划永久移民的人来说日本仍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国度。这与日本政府的排他性移民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防止非熟练劳工的流入开始实行较为严格的出入境管理调控政策。但政策的实行反而促使企业为填补缺失的劳动力，发起产业研修生项目来引入非熟练劳工。对外籍劳工而言，“劳动尊严性”只是天方夜谭。日本政府正在持续运营并扩大实施技术实习项目，其宗旨本来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援，但实际上却被利用为向主要产业设施机构、工商个体和农业部门等提供劳动力。因此，大部分的研修生无法得到劳动法的保护，甚至连最低工资也无法保障。最近非法滞留者数量在增加，他们通常以免签国家的游客身份入境或是在通过政府的产业研修生项目到达日本后，签证到期不回国而成为非法滞留者。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对全球化和移民持双重态度。年和年的国际社会调查（ISSP）数据表明，日本国民对移民拥有双重态度，他们对“移民增加不仅有助于经济而且带来新思想和文化”观点的赞同程度很高，但与此同时，对“移民提高犯罪率、挤占了本国人就业机会”的赞同程度也很高。需要注意的是，年日本国民对移民的负面评价比10年前变得更为强烈。此外，数据显示日本人对不同国籍的移民采取的是不同的态度。对欧洲和北美出身的移民表示肯定，但是对中国移民持有否定态度。其中高龄日本女性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否定态度尤为明显。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年东亚社会调查（EastAsianSocialSurvey,EASS）。东亚社会调查项目是由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oreanGeneralSocialSurvey,K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apaneseGeneralSocialSurvey,JGSS）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TaiwanSocialChangeSurvey，TSCS）共同发起的。自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选择一致的主题，采用统一的问卷，同时进行调查。其中年的主题是“文化与全球化”。

　　在年EASS的模块中，为了分析全球化环境下的人口、资本、信息流动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把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对移民的认识、与移民的关系等作为重要的测量指标来设计。其中，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等指标适用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年的调查中，中国、韩国与日本获得的样本量分别为、和，但是具体到上海、首尔与东京三座城市的样本量仅为、和（见表1）。因此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样本的描述性分析以及样本总体的多变量分析来呈现三座城市居民对外籍移民的相关态度。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有5个指标，其中前3个设问是测量全球化态度的指标，后2个设问是对移民态度的测量。所有因变量用的是7分梯度量表，1分表示“极度否定(extremelynegative)”，7分为“极度肯定(extremelypositive)”。因此，分析结果中，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越肯定。以下是5个因变量的具体问题：

（1）为保护经济应该限制进口商品(Shouldlimitimportofforeignproducts)；

（2）对外来电影、音乐、书籍接触的机会增加，就会对本土文化造成伤害(Increasedexposuretoforeigncultureisdamagingownculture)；

（3）即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也要维护国家利益(Shouldfollownationalinterestevenifcausingconflictwithothernations)；

（4）国家/地区之间人口、商品、资本的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GoodorBadforEconomy)；

（5）国家/地区之间人口、商品、资本的流动对国内劳动者岗位的影响(GoodorBadforJobOpportunitiesforWorkers)。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在本文中，自变量包含了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即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职业地位以及三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笔者将教育程度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年限，收入状况以家庭收入的高低划分为三分位的有序变量，职业地位按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转化为上、中、下三类。主观阶层认同的操作化指标是1—10的梯度量表。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以及居住地规模等。

（三）分析方法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座全球城市——上海、首尔、东京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以及移民的状况，从而分析当地居民的相应态度。主要以全球化、移民、当地居民与移民关系等为研究内容，比较分析三座城市之间的异同，并进一步说明人们对全球化、移民的认识与态度是如何被他们自身社会经济特征所影响。因此在分析策略上，本文首先对于“本地人对全球化及移民的认识和态度”相关的5个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分别在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上进行比较。之后以这5个问题为因变量，进行定序logistic模型分析，从而较为准确地反映全球化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于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的相关影响。

四、研究发现

（一）上海、首尔、东京三城市对全球化和外籍移民的态度比较

　　首先，从中、韩、日三国以及三座城市对于“国家为保护经济应该限制进口外国商品”这一回答的态度上看，中国的受访者中有62.9%的比例赞成这一举措，13.3%的居民表示中立，另有23.9%的居民反对这一举措。韩国的受访者中，对此表示赞成态度的占45.7%，中立的占20.1%，反对的占34.2%。而在日本的受访者中，赞成的比例最低，仅为35.8%。说明中国的居民对于保护本国经济而限制外国商品倾向于一种更为支持的态度。而从城市层面比较，上海的受访者中有45.0%的比例支持这一举措，首尔的比例为40.9%，东京最低，仅为34.9%，三个城市受访者中赞成的比例均低于全国的比例，而反对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的比例，这说明三个城市的居民对全球化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

其次，从对文化全球化的态度上看，三国以及三城市居民对于“对外国电影、音乐、书籍接触的机会增多，就会对本国文化造成伤害”这一论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与经济议题回答结果恰恰相反的是，韩国居民对保护本国文化的态度最为强烈。数据显示，有39.4%的韩国居民和35.4%的首尔居民认为外来文化的流入会伤害本国文化。这一比例在中国和日本分别为34.8%和12.2%，而在上海和东京各有23.3%和10.6%的人认为外国文化泛滥会对本国文化产生负面影响（见图1）。从以上结果中笔者认为，相比于东京的受访者来说，首尔市民和上海市民对文化全球化的包容度低，东京市民对本国文化显得更为自信。此外，三城市的受访者选择赞同的比例均显著低于本国的平均比例，说明这三个城市居民对于文化全球化的态度相较于本国居民来说显得更为积极。

　　第三，从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上看，中国和上海的受访者赞成“即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也要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观点的比例分别为84.2%和80.0%，显著高于韩国及首尔的61.4%和59.8%，日本和东京的42.4%和41.1%（见图2）。这说明在面对全球化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冲击的情况下，中国和上海的居民对于国家利益更为重视，表现出更为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第四，笔者考察了本地居民对待移民的态度，即他们如何评价在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人口、商品以及资本的流动（整体迁移现象）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如图3所示，中韩日三国以及上海、首尔、东京三城市的居民大多都对这一影响持积极态度。有87.6%的中国受访者赞成人力或资本的流动可以对本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一比例在韩国为65.8%，日本为55.5%。从城市层面

最后，从三地居民对于“国家/地区之间人口、商品、资本的流动是否影响劳动者岗位”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看，中韩日以及上海、首尔和东京的居民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78.7%的中国居民、41.6%的韩国居民、36.1%的日本居民认为国家/地区之间人口、商品以及资本的流动对劳动者岗位有积极影响。按城市进行比较发现，三座城市当中认为移民对劳动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的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首尔、东京，但是不赞同此观点的占比由高到低顺序则是首尔、东京、上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首尔和东京市民对移民给劳动市场带来的影响持较为担忧态度。与首尔和东京市民相比，上海市民的担忧程度较低（见图4）。

笔者认为，三座城市居民对移民的差异态度是由于居住在三座城市的移民的社会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引起的。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很可能是从事跨国公司和金融公司的专业人士，因此其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但是在首尔的外国人大部分是东南亚国家出身的劳工，他们在社会阶层中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不与当地人存在岗位竞争问题，但是在首尔的外籍劳工同当地劳动者阶层在部分产业中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韩国人比中国人更加认为外来移民对本国岗位会产生一定的威胁。

（二）三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全球化和移民态度的影响

　　在上述部分，笔者主要从中、韩、日三个国家以及三座城市的层面比较了本地居民对全球化和移民态度的异同。而在本部分中，笔者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三座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对于全球化以及移民态度的相关影响。当社会经济特征与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之间关系显著时，说明这所反映的是把其他重要变量考虑在内的统计结果。分析结果中标注(+)号表示这一变量对结果产生了正向作用，而(-)号则表示对结果产生了负向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有序logistic分析时使用的控制变量没有进入下列的表格中。

　　表2反映了上海、首尔和东京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于其经济全球化态度的相关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在上海，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就越肯定；在东京，只有教育程度对全球化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赞同“为了国家经济就不该实行贸易保护”这一观点；在首尔，则是收入和职业的影响显著：家庭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者，与家庭收入低、职业地位低的受访者相比，对经济全球化则持一种更为支持的态度。

表3反映了三城市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文化全球化态度的相关影响。在上海，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越高就越有可能对外来文化持一种更为友善的态度；在东京，只有教育因素会对居民的文化全球化态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在首尔则是除教育变量外的其他所有变量都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对文化全球化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外来文化态度差异的相关机制。

　　在居民社会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态度方面，表4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因素对于三地居民产生的具体影响。在上海，一些职业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认为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不能一味地追求本国的利益，而其他因素的统计结果均不显著；在东京，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认为不必为追求本国利益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是职位地位较高的群体的态度则相反，尤其是高层、专业人员强烈支持追求国家利益优先；在首尔，对此态度具有显著影响的社会经济特征因素不存在。三个城市的居民在这类态度的影响因素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

　　另外，表5反映了三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于移民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态度的相关作用。对上海居民来说，收入、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因素对于移民的经济效应认识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东京和首尔，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多的受访者对移民的经济效应的评价就越高，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比低的人更加认为移民能为本国经济带来积极作用，越赞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人口、商品或资本的流动可以对本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影响。

最后，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本地居民是对移民影响本国劳动者岗位这一观点的影响因素。在上海，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和专业人员更认为移民会对本国劳动者岗位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外来移民多数是从事跨国公司或金融业的精英，因此与之接触机会更多的精英阶层认为移民威胁自身岗位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东京和首尔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东京，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多、主观阶层认同感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认为移民对本国劳动者岗位不会产生威胁。这是因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大部分是非专业、非熟练劳工。因此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看待移民问题时，与其说是他们考虑自身岗位的得失，不如说是他们考虑了外籍劳工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作用。另一方面，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熟悉日本经济结构及产业现状，所以在他们看来处在最底端的外籍劳工与日本国内熟练劳动者不可能存在岗位竞争的关系。在首尔，只有受教育程度从统计意义上存在显著的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认为外籍劳工会对本国劳动者岗位带来负面影响。　

　　从总体上看，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了上海、首尔与东京三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确实会对他们关于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在首尔与东京，教育程度对于全球化态度均呈现了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在上海，上述两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一贯的逻辑性。收入水平在三个国家中均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另外，首尔居民的职业地位对全球化和移民的认识产生的影响的重要性明显高于上海与东京。

五、全球化与移民：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上述经验材料与实证分析中，笔者认为，上海、首尔与东京三座城市都具备了全球化城市所应有的特征。但是与萨森关于全球化城市的预测相反，笔者通过分析移民特征及其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发现三座城市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回顾萨森的核心命题，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化城市通过同质化过程在功能和结构上趋于相近。但是，上海、首尔与东京在世界经济体系内作为全球城市，虽然相似地方不少，但是在衡量全球化导致的移民问题上，却存在明显差异。在上海的外籍移民大部分是从事于跨国企业和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或留学生。但是在首尔和东京的外籍移民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低端劳动力。也就是说，上海、东京与首尔的外籍移民各自有着不同的迁入目的，在当地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

　　在三座城市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移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城市也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以更好地吸引外来人口。上海为了留住外国移民，努力营造宜居的环境；首尔与东京则在实现城市多样性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同时希望未来迁入的移民多为专家或全球精英。全球化和移民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扭转的趋势，三座城市都主动顺应并积极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制定可以使自身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战略。可以说，外籍移民流入三座城市为城市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当然，研究结果也提醒我们，三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的挑战。例如，在遇到可能的冲突时，上海如何更好地协调本地居民和外籍居民的利益；首尔如何更好地解决包括中国朝鲜族移民在内的众多外籍移民及其后裔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及东京如何保障低端外籍劳动人口的基本权利，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这些都是三城市的社会管理者以及居民们值得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济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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