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被拘
庆熙大学年新学期刚一开始，就卷入了针对大家族财团的“学院民主化斗争”，汉阳大学、世宗大学等私立学校也紧随其后。学校采取的对策就是长期停课。
我时隔近五年才好不容易回到了校园，可因为这个运动，平均每门课只听了分钟就结束了。停课期间，学校里每天都是学生示威，要求财团下台，要求学院民主化的呼声此起彼伏。年4月下旬，其他大学开始了“反独裁、要求实现民主化”的示威游行，庆熙大学里的示威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了方向。
庆熙大学的示威自从转到了“反独裁、要求实现民主化”的方向，我就一次没落地都参加了。因为在校生没有示威经验，我们这些复学生必须给他们传授示威的要领。警察一开始堵了几天学校正门，这时首尔几乎所有大学都开始示威，光化门等区域还接二连三地发生突发性示威，警察也就不堵校门了，转为集中在青瓦台、中央厅[1]、世宗路等市内主要地点防御。很快这几个主要地点之外的地方就成了“解放区”，学生的示威队伍所到之处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大学生们每天都集中在首尔站广场。
每天庆熙大学的学生首先在学校举行“出征仪式”，然后队伍前进至首尔站广场，参加大学生联合示威之后，再返回学校举行“解散仪式”。集结于首尔站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到5月15日时，几乎达到了20万人，这是抵抗新军部策划的延长军部独裁计划的最高潮。
这时，以首尔大学总学生会为首，各大学的总学生会会长团决定全面停止示威，为的是不给政府投入军队镇压制造借口。这就是所谓的“首尔站大回军”[2]，真是太荒唐了！
几天前，就有传言说军队要介入，一些可靠的教授也给我提供了这个信息，而且说不能给军队介入制造借口。可是所有大学无一例外，复学生团体都认为就算军队介入，按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学生们也应该迎接战斗。如果就此停止，军部延长独裁的意图势必会取得成功。
虽然复学生们多方努力，想要说服总学生会会长团，但是没有示威经验的他们一听说军队介入就害怕了。学生一旦解散，再召集就困难了。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首尔的大学生转身躲开了，只留下了光州市民与戒严军队孤军作战。
我认为就是由于首尔地区大学生最后关头的背叛，导致了“五一八光州抗争”中光州市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新军部于5月17日24时开始把“非常戒严”[3]扩大到全国范围。那天，我和妻子一起去江华岛上岳父的农场玩。我和妻子当时已经谈了很久的恋爱，双方家里也都正式接受了我们的关系。岳父、岳母、我们俩、她姐姐，还有她姐姐的男朋友，一共六个人，去了江华岛附岛席毛岛的普门寺。当晚我们坐大巴返回农场，从大巴的收音机里得知从当晚零时起，戒严扩大到全国。
年轻的文在寅和妻子
非常戒严前一年10月27日已经开始，覆盖了除济州岛以外的全国地区。现在连济州岛也包括进来了。首尔地区的状况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理由非得把济州岛也拉进来。
此前的非常戒严允许街头示威，也没有军队介入，我的直觉告诉我：从现在开始要正式投入军队了，也就是说非常戒严要动真格的了。我嘱咐妻子：“回去后我得马上躲一躲，就算出了什么情况，你也不要惊慌。”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
大巴驶入了去往农场的匝道入口，就在我们一行到站下车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五六个壮汉，把我们团团围住，还拿出了手枪。有人大喊道：“不许动！举手！你就是文在寅吧？”原来这些人是清凉里警察署情报科的刑警，为了抓我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我说：“给我看逮捕令！”
对方说：“你还提什么逮捕令？！”然后给我出示了写有“戒严”两个大红字的所谓“戒严证”。这就是告诉我，在非常戒严时期逮捕令制度已经停止，不用再废话了。
我就在妻子一家人的注视下，戴上手铐，被车带走了。警察直接把我拉到清凉里警察署拘留所收监。
那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庆熙校内叫“奖学舍”的宿舍，据说我被捕的前一天晚上，军人们闯了进去，为了找我连女生宿舍都一一搜查了。发现我不在，刑警们当天早晨又闯入我妻子家，穿着皮鞋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当时妻子正在读高中的妹妹独自在家里，这些人大声呵斥了她，从她口中得知我们去了江华岛农场。然后他们就在农场入口处，吃着面包等了我一整天。他们在我岳父、岳母面前，手上拿着枪，用手铐把我铐住带走，让我颜面尽失。我坐在离去的大巴里望着窗外，所有人都一言不发、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
让两位老人受到惊吓其实不是第一次了。空降部队退伍前最后一年，当时我已经是个老兵了，年10月下旬，妻子的毕业演奏会在庆熙大学音乐厅举行。当天不是节假日，不允许外出，我通过人事科的战友弄了个假外出证，壮着胆子跑了出来。一旦被发现，我可能会被关禁闭，但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就穿着空降部队的迷彩军装，头戴黑色贝雷帽，走进了毕业演奏会现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的父母。我后来才知道，她父母只听说我被大学开除学籍后进了部队，没想到竟然在女儿毕业演奏会现场见到一身戎装的我，心里着实一惊。
年轻的文在寅在军队，右一
当时拘留我的名义是违反戒严布告令[4]。后来才知道，同一时期很多人都因为这个被抓。当时因违反戒严布告令被拘留的人很快被移交给军事法庭了。但以我为首的庆熙大学生们却没有被移交军事法庭，而是继续以未决状态扣押，这是因为在5月15日——大学生最后一次聚集到首尔站广场的那天，南大门发生了悲剧。
那天，20多万学生集结在首尔站广场，警察也在南大门、市厅门前、世宗路、光化门、青瓦台的沿线上集中了全部的警力与火力，阻止学生越过南大门。学生在人数上占优势，他们纷纷掀起人行道的砖头，一边扔砖一边前进，但警察已经在南大门两侧布下了防御网，警察的防线也如铜墙铁壁一般。学生们以学校为单位，轮流进攻，但是谁也不能突破警察的防线。南大门左边路边原本就停靠着几辆没人的公共汽车，这时汽车又多了几辆。因为示威造成了道路堵塞，司机们看到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就把公共汽车停在路边，自己走了。
一开始学生们尝试推着公共汽车，穿越警察的防线。但是，驾驶员座位上没人抓着方向盘，汽车不走直路，光靠学生们推，根本推不到警察防线那里。于是很自然就有人问：“有人会开车吗？”这时有一位身穿运动服的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上车抓住方向盘发动了汽车。如果他慢慢地开车在前面带路，那么防线上的警察也只能给他让开一条路，跟在汽车后面的学生也就能突破警方的防线了，原本的计划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太紧张了，或者就是开车技术不熟练，他把公共汽车开得太快了。
汽车穿过防线后，学生还没跟上，防线就又重新闭合了。这样一来，公共汽车就孤军深入到警察中去了。我们为他捏了把汗，但是帮不上任何忙。我们心想他肯定被抓了，结果公共汽车没过多久又开了出来。从南大门的左边进入，又从右边出来了。公共汽车出来时，可能撞到了南大门右边面朝学生的警察队伍的队尾。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看到那个青年平安出来就放心了。
当晚看了新闻才知道，公共汽车出来时撞上了警察队尾，导致警察1人死亡、4人受伤。此前还没有发生过游行示威导致警察死亡的事件，因此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事故成了反映学生示威过激性、暴力性、极端性的典型。当局宣布要组织特别搜查本部，务必把犯人找出来。当时的舆论为了渲染示威的暴力性，还报道说这个学生“强迫司机下车后自己把车开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现场空着的公共汽车有20多辆，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做。
文在寅与家人
我既是违反戒严布告令的嫌疑人，又是该事件的目击者，于是成了特别搜查本部的调查对象。根据当时警察在附近高楼拍摄的取证照片来看，公共汽车突然闯入时庆熙大学的标语在最前头。因为当时学生是以学校为单位轮流发动进攻，突破警察的防线，根据照片情况可以判断，就在庆熙大学试图突破防线时，公共汽车突然闯入了。而且开车的人穿着运动服，庆熙大学的体育系很有名，因此警察首先调查开车人是不是庆熙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怀疑对象是韩国体育大学，因为当天韩国体育大学的学生都穿着运动服参加了示威。
特别搜查本部根据取证照片已经可以认定我不是开车的学生，但是怀疑开车人是庆熙大学的学生，于是对我穷追不舍：“你是复学生的代表，是那天示威的领导者，你至少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而且当时已经轮到别的大学了，庆熙大学的标语只不过是留在那里，没拿走罢了。
最后，我这个“目击者”也没给警方寻找开车学生帮上任何忙。特别搜查本部的搜查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他们就扣着我，过了20多天，也没把我提交军法会议，只做未决处理。事实上，这种状况反而救了我。
[1]中央厅：位于现在光化门正后方，过去的中央政府办公楼，日本殖民时期该建筑用于朝鲜总督府，光复后改名中央厅，作为政府办公楼使用，后被拆除。
[2]首尔站大回军：年5月15日，连日来首尔站等地学生示威达到最高潮，当时学生运动指挥部为了不给军队介入制造借口，决定自行解散。
[3]非常戒严：总统在战时、事变或由此导致的国家非常状态下，针对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地区，根据军事必要或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宣布的戒严令。
[4]戒严布告令：宣布戒严命令的同时，以戒严司令官名义大范围发出的法令或命令。
青瓦台的生活
我一开始还以为当上了青瓦台民政首席，会在青瓦台附近有座官邸。事实是除了警卫室职员有员工公寓，秘书室室长有官邸，下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官邸。大家只能租房子了。把釜山带院子多坪的房子卖了，也不够在首尔江南找一个30坪左右的公寓。我最后租了平仓洞的小房子。
我毕竟是律师，有些积蓄，还是能够承受的。像许成宽、权奇洪两位部长，他们一直在地方做大学教授，根本支付不起首尔房子的费用，支撑得很辛苦。高级公务员如果去地方任职，不仅有相应的职位报酬，还会有官邸或者私宅。但是反过来，从地方来到首尔时，别说是青瓦台首席，就连部长也不给提供官邸。如果首尔人去地方工作，把首尔的房子出租，用这笔钱完全可以在地方再找房子住。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除非另有积蓄，否则不举债是不可能的。可政府的住房补贴正好是相反的，首尔到地方有补助，地方到首尔没补助，这依然是首尔中心思维方式导致的怪现象。
在青瓦台工作时间一长，我感觉除了没有私生活，其他的都跟过去一样。没有理由不一样啊！在非工作时间，我开着自己的车，去没有包间的大众饭店吃饭，跟别人一样排队，坐飞机、火车的普通座位，人们反而觉得这样的我很奇怪。我住在不大的公共住宅里，没有随行人员，一个人出入，甚至，我去登山，碰到市民，大家都觉得这些很怪。因为这一切与此前人们印象中的高级公务员形象差距太大了。
事实上参与政府时期，这样生活的人绝不只我一个。在工作时间外，极少让司机、秘书陪同。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我去清溪山登山，偶遇了当时的产业资源部部长李熙范，他也没带随从人员，跟朋友一起撑着伞来登山。我去北汉山登山时与人事助理郑灿龙偶遇过两次。很多人也说，参与政府的公职人员与过去政府的不一样。
青瓦台秘书官的薪酬比想象的要低。从部里派过来的官员还算是好的，就算级别相同，薪酬也要高一些。从外面录用的别定职会分成一级、二级，别看级别高，薪酬并不高。在工作期间，如果组建了市民团体，薪酬会有所提升，但是要求比较高，必须是著名市民团体等。因此，跟同级别的官员相比别定职职员的工资算是少的。而且退休时只能拿到工作期间的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金之类的。工作只是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待遇极其低微。
秘书官上面的首席秘书官的工资也高不了多少。拿我来说，就没有当律师挣得多，只能更加节约。实际上，在青瓦台工作时我把此前存下的那些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所以，即使是高级公务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与普通人也别无二致。
卢总统经常提到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很羡慕他。他下班后也不带警卫员，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逛市场，引起大家热议。虽然他在没有警卫员保护的情况下，与夫人看完电影出来时遇刺中弹身亡，最后以悲剧收场，但是他享受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私人生活，自由自在的。
卢总统梦想打造这样的国家。一国的总统尚且如此，青瓦台首席也好，部长也罢，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说高官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样，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到一个理想状态。
青瓦台的生活既辛苦又煎熬。每天工作堆积如山，还要随时北京有治疗白癜风专业医院北京中科医院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