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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童童，男，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四川威远人。先后在黄荆沟镇小学、中学，山王中学，威煤中学，富顺县第三中学就读。年7月下乡富顺古佛公社，年7月考入川财读书，分配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现已退休。

今天，是年最后一天。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吹响全国解放思想号角，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舆论准备。科学大会、真理讨论、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中越自卫反击战、知青返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主导下，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各族人民迎来久违春天。在几代领导人的坚持下，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目标越来越清晰。本着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精神，我们用40年的时间，把一个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国家，创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繁荣富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奇迹。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走向。同时，也改变了包括我在内一代人的命运。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金钥匙。此时此刻，耳边再次回响起我的老乡，一代伟人小平那熟悉的乡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很荣幸，我们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成为这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年夏天于总行大楼前

从偏僻乡村到中央机关的距离有多远

我出生在年代末，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又是从事教育的“臭老九”，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我上学之路并不平坦。小学红小兵组织不要我，中学有争议加入共青团，靠着“可以教育好子女”名额，勉强完成高中学业。年夏天，下乡到四川南部一个远离公路的小村庄，上山割小麦，下田插秧苗。披星戴月干活，农民仍然闹饥荒，凭票供应的物质，不少居民因无钱购买而放弃。白天有干不完的体力活路，晚上倍受血统论的精神折磨。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招工、读书、参军，对我来说都是奢望。中国将向何处去？自己的路又在何方？生活中充满无奈、迷茫和失望。

年，在四川富顺县古佛公社插队时，知青朋友。前排左一，胡永卫，年考入成都农机学院机械系。左二，吴平，后左一，张蜀清，二人年入伍，参加年中越自卫反击战

多事之秋，咋暖还寒！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自然界发生了吉林陨石雨“天崩”和唐山大地震“地裂”，人世间失去了共和国缔造者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平地一声春雷，华国锋果断解决四人帮，邓小平英明拨乱反正。好消息接踵而来！邓小平主导下恢复高考制度。在期盼和兴奋日子里，在接受祖国挑选的奋斗中，年7月，我成为当年一千万高考考生中的幸运儿，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学子，如愿进入四川财经学院，开始了紧张而充实的大学生涯，由此翻开了生活崭新的一页。

年代初，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的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在财经教育方面，按照区域布局，国家重点发展辽宁、上海、湖北、四川四所财经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前身是年，创立于上海的私立光华大学。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内迁成都西郊，由于光华大学得名光华村，与杜甫草堂为邻。年由于院系调整，彭迪先带领四川大学经济系一批著名教授来到了光华村，同时集中西南地区18所财经院校学者教授创建起四川财经学院。由于众所周知原因，文革时期学校停办。年学校恢复招生，我们便成为复校后首批大学生。

经过“文革”十年洗礼，光华园师生流失、校园拆分、残垣断壁、万木萧条。当我们出现时，教职员工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由于我们的回归，沉寂多年的光华园顿时书声琅琅、焕发青春。教师们们忠于教学、倾囊相授，学生们如饥似渴，勤勉努力。经世济民，孜孜以求是我们的校训，努力学习，追回青春，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学四年，除了学校给予的知识财富和学习方法，更赋予我们做人的道德和良知，为我们灵魂升华增添了原动力。同时，十余年积累的各路精英，人才辈出、藏龙卧虎。尤其是老三届丰富人生阅历，精湛的艺术修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带领大家不断进步，使得我们获益终身。

年7月毕业前夕成都光华园

书山有路勤为径，梅花香自苦寒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各行各业管理和技术落后、人才奇缺，希望尽快充实新生力量到了翘首以盼、求贤若渴地步。当时，中央对干部要求是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四化”干部。恢复高考招生后的七七和七八级，经过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分别于年春季和秋季毕业，一时间洛阳纸贵，一抢而空。为解决人才急需现状，不少部委直接投资挂钩高校，以扩大本系统干部补充渠道。同样，四川财经学院年开始，划归人民银行总行管理，成为部属高校。到了年毕业前夕，时任人民银行教育司田同五司长一行，到成都光华园开了一个座谈会。田司长人很温和、很亲切。后来成为工商银行首届副行长，可惜身体不太好，英年早逝。那次会议主题是，对大学四年的学习体会，对学校教学有何意见建议。事后才知道是总行来学校“选秀”。分别政经系和统计系各推荐四位，共八个同学参加座谈。我完全用四川话发言，也不知道人行领导听明白没有。结果，政经系全部同学，统计系我，另外增补何力同学，我们六人，分配到人总行机关工作。临毕业前，人民银行副行长，也是我国金融系统改革开放设计师、金融理论教父刘鸿儒先生，为我校七八级同学作报告。这也是我人生中，除了的公社张书记、财院张洪院长外，近距离见到最大省部级官员。这位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副博士，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记得大意是：大学毕业不是学习生活的结束，学习是终身的任务，要在实践中学习，在改革中学习，不断充实完善自己，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就像四年前一样，我们告别人生又一个驿站，奔向祖国大江南北。年夏天，我踏上开往北方的绿皮火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从偏僻的乡村田野务农,到省会城市成都上学读书，再到祖国首都北京报到工作，这种三级跳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带着对明天美好憧憬，怀着对未来的忐忑，上路了。穷学生是不敢奢望卧铺的，成都到北京的普快次，走走停停，上上下下。一趟下来得花去三天两夜。一出满目青翠的广元翻过秦岭，就是山峦起伏黄土高原，塬上塬下，窑洞并列，间或行走着裹着白羊肚头巾、骑上毛驴的老乡，对我来说，甚是新奇。硬座车厢里，我和同时分配到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学何力、去卫生部报到的兰宇曦、去北京厂报道的周艳，周艳后来调到中国邮票总公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位上退休。还有工经系到煤炭部干部管理学院的陈小渝，化工部机关的邹定宣等同学一行，停车下去透风，开车时摆摆龙门阵，看看窗外异域风光，说说笑笑，倒不寂寞，尤其是陈小渝为适应新生活而练习蹩脚四川普通话，让我们笑痛肚子。终点站下车，也顾不上几天旅途疲惫，满眼新奇扑面而来，苏式建筑北京火车站，端庄雄伟。鳞次栉比商铺，琳琅满目。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浩浩荡荡、潮水般涌来。兰宇曦接站的亲戚，把我们一行带入地铁站，当时只有一号线的北京，地铁对我来说，绝对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恍惚之中好像走进未来世界，到最后去三里河人总行报到的木樨地下车时，只剩下我和何力，兰宇曦先在卫生部计划司，后调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后任内控合规部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在北京这座大城市万千镜像冲击下，我们懵懵懂懂、浑浑噩噩走出地铁，伸伸懒腰，做做深呼吸。听不懂当地语言，说不来普通话，在完全陌生环境里，我们像聋子和哑巴一样，异常狼狈不堪。好在国家大机关不难打听到。接待我们的是人事司机关干部处张解东，是一位热情和善的上海人。后来，他担任人民银行老干部局局长。他详细介绍有关情况，帮我们办完入职手续，嘱咐我们第二天坐几路车，如何去火车站取回行李。

年6月我与何力在人民银行总行大楼

我们的宿舍被安排在公主坟农业银行总行招待所。晚上，川财被分配在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学聚合在一起聊天，分别是学校跳高冠军、教育司的陈小陆。在校就以文学评论家著称、《中国金融》杂志社的徐金生。后来成为北大费孝通教授社会学研究生、货币发行司的盛少波，少波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夫妻关系分配回成都四川省社科院，可惜天忌英才，早早离我们而去。金融管理司、后来当过海南发展银行行长的薛建。我和何力分别分配到计划司和储蓄局。大家聊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过好语言关，哪里有米饭吃，当时北京粮食以供应面食为主，一个月有几斤米票，有的饭店凭全国粮票可以买到米饭，如何解决上下班交通工具，如何适应新的环境。记得老大哥陈小陆总结时，满满的正能量：六个男生学习基础都不错，自身条件都可以，相信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只要大家努力工作，在北京都会有好的发展！

年10月我与陈小陆玉渊潭公园川财同学聚会

北京西郊玉渊潭公园东边，月坛南街路上中央国家机关集聚。始建于年，原一机部、二机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四部一会”联合盖建的办公大楼，位于月坛南街38号，该建筑群楼围城一个巨大的四合院，屋顶是青色的瓦片，墨绿色的琉璃瓦剪边，屋檐下点缀的翘首斗拱，飞檐上端的和平鸽造型。该建筑群楼既有苏式建筑的庄重，又不乏中国元素的精美。到了年代初，入住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称之为八大部委群楼，一律青瓦灰墙，一律警卫森严，一年四季，庄严肃穆，神秘莫测。相邻的京沪食品店，可以买到可可粉和大白兔奶糖，贵阳饭店，即可住宿又可品尝南方佳肴，在红塔礼堂和二七剧场看一场电影或文艺演出，是当年部委机关年轻人的精神大餐。带着旋转楼梯的京华自选市场，是北京的第一家自选超市，很多北京孩子喝的第一罐可口可乐，可能都来自这里。东西向的月坛南街尽头，就是玉渊潭公园东门，玉渊潭公园，北京人习惯叫它八一湖。公园绿树成荫，湖水开阔。按照有关规定，当年外地分配到北京的学生，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不少大龄青年到了谈婚论嫁阶段，他们约会地点，往往以标志性玉渊潭公园东门见面。车水马龙的三里河路，与玉渊潭东西隔水相望是中国科学院，西北把脚是机械工业部，正北大门是国家计委，东北把脚是兵器工业部，向南拐入一条小道，立刻曲径通幽，树荫蔽日。人民银行与财政部位于大院东侧，马路东边是部机关汽车库，对面自行车库遥相呼应。要进入大楼，首先要上汉白玉镶边十几级台阶，左右两边为来客登记室。在得到解放军武装警卫查验许可后，才能进入办公大楼，置身空旷庄严，井然有序的大楼里，你会不由自主的感到紧张和渺小，能在这样庄严肃穆大机关上班，你肯定会是骄傲和自豪的！

报道上班后的一天傍晚，夕阳西下，彩霞似火，北京西郊部委大楼在一天忙碌之后，笼罩在一片恬静朦胧的面纱之中。在单位食堂吃过晚饭，我与何力漫步月坛南街人行道上，汽车不再高速，行人放慢脚步，一切都缓慢下来。突然，听见一阵阵熟悉的四川普通话声音！只见四五个年轻人风尘仆仆、行色匆匆，我们加快脚步赶上他们。用四川话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他们停下脚步，也很惊奇：对头，我们是在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他们是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应届生，送宁望鲁同学去工商总局报道。后来宁望鲁出任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局长，在中央国家机关论文评比大会上，我们曾同堂获奖。其中一位姜洋同学，后来出任《金融时报》记者，人行办公厅主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后每次老乡聚会，姜主席总会谈起当年在三里河不期而遇的邂逅故事。

年7月我与尚福林黑龙江松花江

那是一个风清气正、简单纯粹的年代。年夏天，分配到人总行的大学生陆续报到。由人事司机关干部处派遣，计划司综合处王黎清大姐具体接待我们，她为人正直热情周到，给我们新生许多照顾和指导，可以说，是我入行的带路人，也是国家利率管理专家。她爱人湖南人刘依群，是学者型专家，后来是我工行同事，在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副总任上退休。当年计划司接收了五位，分别是来自北京财贸学院，后来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银监会、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到综合处。他的同学吕世蕴到计划处，后来出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辽宁财经学院沈刚，到货币流通处，后任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经理。北京银行学校小美女刘仁慧，到信息处。我，来自四川财经学院，到统计处。除上大学前曾经做过北京人民银行樱桃园支行党支部书记的尚福林外，我们全部被安排在人民银行通州支行实习。我的同学何力，后来出任民生银行总行信贷部、人事部总经理，银行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席，被储蓄局安排去人行大连支行实习。我们互相通信勉励，交流学习体会，通报生活感受。当时，何力实习在外。在北京举目无亲，可以说是与川财金融系分配在农业银行总行的郭辉相依为命。郭辉热心、爽快、组织能力强。在农行办公室，不久任行长秘书兼秘书处处长，后任农行信托公司副总经理。记得他有一部海鸥相机，周末，我俩就去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拍照，冲印出来的黑白照片，也就比一张8分钱普通邮票稍大一些，这些照片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年3月我与郭辉天安门广场

当时，银行电子化程度不高，基本都是手工作业，从会计记账，出纳点钞、储蓄接柜、联行交换、信贷下厂，计划报表，有老师手把手教，自己亲自干，一个流程下来，收获不小。不像现在去基层实习，全部电算化，自动化，啥也看不见，学不到。当时银行制度健全，管理严格，有铁算盘，铁账本，铁规章三铁行规。当天账务做到日清月结。记得每天营业终了，全体员工都不能走，要等待各个小组小计，最后综合组汇总，此时，就听见营业大厅算盘敲打声此起彼伏，很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有时为差一、两分钱，得反复从头来过。全体员工得找到深夜，要做到分毫不差。否则，不能下班，大家也都习惯了，毫无怨言。营业网点就是一个大家庭，不分彼此。当时网点主任大多是业务骨干出身，很有权威，许多员工打得一手好算盘，有的还能左右同时开工，好像工作就是一切，鲜有其他个人爱好。由于工作需要，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都提前回到总行。

经过“文革”洗礼，十年浩劫，百废待兴，银行业也不例外，包括旧银行职员、解放区银行干部和文革前分配来的大学生的老同志，从全国各地牛棚、干校、工厂陆续归队，加上文革中分配来少量工农兵大学生，干部结构明显年龄偏大，青黄不接，人员断层严重。恢复高考后，与级学生分别于年春、秋季毕业，我们的到来，使得庄严肃穆的大楼，出现不少年轻面孔，增添无数活泼身影。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和建设银行共用一个朝东的大楼，共用一个大门、食堂、开水房。一时间，大楼里南腔北调，热闹非凡。上财、辽财、湖北财院等是财政部的部属院校，学生主要集中在财政部系统，包括税务总局、建设银行，川财、陕财、湖南财院等是人行部属院校，学生主要集中在人民银行。当然，还有不少同学来自人民大学、中央财院、天津财院、厦门大学等等山南海北的大学。在食堂排队买饭，爱抱团讲上海话的学生，一般是财政部的。在一起摆龙门阵的，一般是人民银行的。北方同学没有语言障碍，反而显得从容坦荡，落落大方。

年10月我与姜维俊人行计划司综合处

浪漫和理想，是当时精神追求，真诚和纯粹，是当时的时代气质。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推进，禁锢人民头脑的枷锁解除，老同志焕发青春，年轻人斗志昂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夺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整个社会洋溢着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气氛。机关民主作风浓厚，同事之间关系简单。从部长、行长到一般办事员，从不称职务，叫某同志，老某，六部电梯大家挤着上下，食堂打饭，部长行长也给大家一起排队，司局长打开水空挡也与小青年聊聊天，开开玩笑。到星期六下午，不论年龄大小，全体同事搞大扫除，去总务处要煤油拖木地板，爬上桌子清洗日光灯，檫亮门和窗户玻璃，收拾办公桌面，以迎接办公厅或街道爱国卫生委员会的突击卫生检查。当时集体荣誉感很强，那个司局都不愿落后。那时没有专业化的物业公司，日常办公环境扫地和打开水，基本上都是谁先到谁去做。相互交流直接，办事效率很高，工作之间能当面沟通绝不打电话，能开会解决的绝不打报告。记得刚入行，同一楼层会计发行司童增银司长，后来曾任人总行副行长、民生银行首任行长、后接经叔平出任董事长。为工作事情，常常到计划司找领导。一天从杨司长房间谈完事情出来，突然看见我，一脸和气的问道：这个小同志新来的？我紧张回答，是的，我姓童。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我在总行当了一辈子的小童，现在，这个称呼送你了，今天开始，他们都得叫我老童了，说完快步走出大门，走廊上留下一阵阵哈哈哈的笑声。

年10月人民银行计划司统计处

年代初的计划司，承担着国家计委同样职能，是人总行的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全国货币政策，掌管着货币流通、现金和信贷两大计划及统计，分析国民经济及银行运行总体情况，是全行经营管理的中枢，是行领导的的参谋和助手。计划司（局）是个出大干部的地方，如人行副行长邱晴、刘鸿儒、陈立等等，都曾当个司局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司长杨哲省是三八式老干部，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业务很好。第一次就是陪他出差，记得在黑龙江牡丹江中心支行，拿到当地一张统计报表，就能对该行经营管理讲两个小时。火车上他给我讲起与日本鬼子在一条胡同狭路相逢遭遇故事，由于事发突然，双方都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情急之中，那时就看谁先掏枪、谁开枪快，谁就占上风，来不及多想，撂倒几个，拔腿就跑。业余喜欢听京剧，裘盛戎、马连良、张君秋、梅兰芳如数家珍，一趟出差回来，我好像也迷上京剧了。

年7月我与杨哲省司长黑龙江牡丹江

石雷，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处秘书，也是三八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晋察冀边区银行，任发行科长，他是我国第一张人民币，编号为罗马字“”，号码为“”五十元券的持有者。副司长王庆彬，当年与杨培新搭档，负责《中国金融》杂志管理，两人对货币研究都有很高造诣，业内称为“杨货币”和“王现金”。王司长从事了一辈子货币流通和现金管理工作,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长期与高校黄达、周升业等教授合作专注于货币流通研究。黄玉峻副司长解放初期就进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作，年代中期，曾在人民大学财政银行专业学习，他领导能力强，精通银行业务，是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专家，由他联系我们去通县人行实习，并抽时间去基层看望我们。后来，作为常务副行长，为工商银行业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是工商银行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奠基人。张屯副司长严谨，认真，是统计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后来出任调查统计司司长，经常参与国家宏观政策的研讨与分析会议。综合处负责人王喜义，辽宁财经学院科班出生，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是总行机关公认的大笔杆子，当年《中国金融》刊首语和时评，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当时没有电脑，我的字写得还算不错，经常给他誊写，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沙发座前，往往我一页还没誊写好，他的原创就像雪花一样，一片片飞来，铺满一地，时不我待，压力山大呀！后来，他南下投入改革开放最前沿，作为人民银行行长，主持深圳金融架构设计及运行管理，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计划司年轻人也是人才济济、出类拔萃。

年11月公主坟农行总行单身宿舍

姜维俊来自东北，当时刚从统计处调往综合处，后出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姜的爱人詹向阳研究员是我的同事，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理论功底扎实，口才表达能力一流。是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工商银行研究总监。她主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及工行发展战略规划与工行行史编撰工作，是金融业著名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刘志强，级山西财院毕业，是统计处业务骨干，后曾任广东发展银行行长。杨玉明，级，毕业于天津财院，在计划处，后出任海南人民银行、银监局主要负责人，张树宏，级，山西财院毕业，当时在统计处，后调到中国金融学院任教。四位身高都在1.80以上，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典型的北方男人。总行机关开会一站，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高新生，级，湖南财院毕业，当时我一直不明白，同样级，为何老高会早我们一年毕业？结果是，湖财78年是专科学校，到79级开始专升本，所以，他们比级本科生还早半年来北京报到，在青黄不接，人才断档之时，早得先机，进入角色。

当然，这也不影响这批湖财学生的优秀。在金融界，与高新生同届同学，如分配到农业银行计划部的蒋超良，现在是湖北省委书记，肖刚，分配到人行办公厅，曾任中行行长、证监会主席。肖伟，分配到人行教育司，我工行同事，后中组部公选局级干部，出任北京国际信托公司副总，后调任中国银行四川分行行长。廖有明，分配稽核局，后出任银监会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吴透红，是肖刚的贤内助，一位漂亮能干典型的辣妹子，听说上大学前，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解说员，曾经在工行教育部工作，后出任民生银行纪委书记。高新生分配到计划处，经过一年的锻炼，当时已是计划司的业务骨干，经常参与给党中央、国务院大材料的写作。据说，当时，财政部的项怀成，人行的他，都是培养对象。只是后来，高早早投身商海，出任中科院财务公司总经理。后来才知道，计划司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对加入人员在政治和业务素质上要求高，在新生报到时，有优先挑选的特殊惯例。

年10月人民银行计划司统计处

计划司其中有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两大计划在计划处，对应的，信贷统计和现金统计，在统计处。我处的工作，就是两大统计，当然，包括统计制度、统计操作和统计分析。制度一年搞一次，分析没有时间硬要求。日常主要是统计报表日、旬、月报的汇总操作工作。不像现在，电子化、网络化，当年统计工作基本上手工原始作业。对于信贷、现金统计报表，我们习惯叫做：项目电报，因为有保密要求，不同会计科目，下面对应一定的金额，把会计科目，作为一个项目，并编订代号，以明传电报的形式，逐级汇总上报。遇到统计报表日子，全国上下，风雨无阻，加班加点，逐级汇总上报。这之前，总行会按纵例行政区划，横例项目准备好，到一个地区，填一个地区，再按代号填项目，这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