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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不少城市掀起新一轮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的热潮。
今年4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和高思教育四家培训机构的价格违法行为分别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北京教委还指出，一些培训机构存在违规提前招生收费、以明显低于成本价格售卖课程、以不当用语误导学生报名缴费、部分直播类课程晚于规定结束时间等行为，并点名要求整改。
广州也在行动中，今年5月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携手教育局联合执法中，发现新东方培训小北分教点、龙文教育、树华美术、精学睿教育、童程童美、深本数学、谆学教育、胜师少儿口才、渊学通、厚朴教育、立尚教育、选师无忧等12家校外培训机构涉嫌存在虚假违法广告等问题，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在整治培训机构方面，重庆也不手软。重庆市教委、重庆市市场监管局5月5日联合发文，对该市部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课程设置、教师资质、招生收费、广告宣传等问题进行了通报，通报共涉及学而思、新东方等18家机构。
积极整治辅导班乱象，从维护维护健康的教学体制来说，是让辅导班成为素质教育的补充而非破坏者，而不是变成增长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同时也是防止，让一些人依托辅导班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但干扰正常教育秩序，还会煽动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情绪，趁机牟取暴利。
更严重的是，孩子们学习和求知的兴趣被课下排得满满当当的辅导班所扼杀，没有时间来想跟课堂所学不一样的事，也没有机会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答题做题”。这会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妨碍“创新强国”的建设。
一、教育“内卷化”：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东亚无疑是容易产生内卷化的地方，教育的低效率重复投入无疑会加剧竞争、扼杀创新。盛产“做题家”的中日韩，孩子们从小就要经历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重复做题、普遍的培训班，以及围绕一些决定人生出路的大型考试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链。
在韩国，不考上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三家“SKY大学”是难以跻身相对“高端”圈层的。残酷的社会竞争，令韩国人越发执迷于补课，以能进入好大学。据统计，在韩国上补课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其中小学生就高达83.5%，而初中为71.4%，高中为61%。韩国家长每年为孩子的校外教育花费至少为亿欧元，占韩国经济产出的0.8%。
日本也是东亚老牌的“学历社会”。在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度”之下，青年学生将大概率入职一家企业直到干到退休，而往往需要考入好大学才能进入好企业。因此，日本的各种补课班也被家长和学生趋之若鹜。据统计，-年，日本校外补课产业的学费收入增长了44.17%，补课学生人数增长了38.73%，从业教师数目增长了63.33%。
作为东亚大国，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培训行业也是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并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家长在金钱和陪读时间方面“苦不堪言”，学生在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状态下疲惫成长，过早地戴上重度眼镜，也过早地弯腰驼背成了“小老头”。而一些培训机构则通过违规培训大赚特赚，并用超额利润维系庞大的利益链条：
一是贩卖“考试焦虑”，推销“超前培训”。比如重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今年4月联合下发的《关于近期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和违规收费等问题的通报》中，点名一些培训机构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行为”。与之对应，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有家长投诉，一些培训机构，让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学习初中课程，这种压力层层传递至低年级学生，引发家长、学生的焦虑情绪。
如果刻意地把高年级课程让低年级学，把初中课程让小学生学，这就好比非要把大半辈子的收入在一两年内挣到，除了少数“幸运儿”外，对大多数人而言会要么被累死，要么会铤而走险。对少部分“天才儿童”而言，13岁考上研究生也不奇怪，而对大部分儿童而言，急着让其短期内把大量课程学完，无疑是“拔苗助长”，容易损害身体健康和丧失对求学的兴趣。
二是拉拢“公校老师”，宣传“名师资质”。毕竟公办学校的在职老师作为师资，更容易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因此，尽管教育部早就有在职教师不得在教培机构任教补课的规定，但毕竟教培机构能支付的课时费丰厚。因此，在全国的一些地方，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一些在职教师利用假期去培训机构上课，培训机构也明里暗里打着“名师”招牌拉拢生源的现象。
辅导班确实待遇丰厚，难保在职教师不会动心“走穴”，但个人层面的利益，与整体层面的利益在这点上是很难相容的。为了规避监管，甚至出现了河北的在职教师假期“走穴”去北京培训机构上课的情况。试想，如果在职教师热衷于“走穴”赚外快，自己的本职教学任务难免会受扰影响，这对教师的形象也是个损害。
三是结盟“公办学校”，形成“利益捆绑”。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存在重点中小学与培训机构合作，以培训班、校园开放日、冬夏令营等形式提前招生，选拔生源的情况。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曲解宣传入学政策，炒作公办学校排名，将培训成绩与入学挂钩。总体上来讲，培训机构不应变相成为“重点学校”的外围组织，通过与“公办学校”勾搭而输送利益、形成联盟。
公办学校与培训机构，应该是互相补充而又独立运行的关系，这种互补不是说由培训机构赚取公办学校不适合赚的钱再向公办学校输送利益，这会导致少数公办学校的老师课上不把内容讲明白，课下去培训机构才真讲细讲，以及培训机构变成部分公办学校的“地下招生办”，向公办学校定向输送经过培训的学生。
培训机构的定位应该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精神的迸发，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
二、创新型经济下的教育未来
东亚的内卷化白热化到这种程度，家家户户热衷于给小孩报辅导班，这堪称一场“教育军备竞赛”。在升学的目标地—重点中小学、重点高校能够提供的学习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存量博弈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孩子在这场教育内卷中注定是输家，大多数家长花在自家孩子身上的培训费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那么，东亚诸国的教育内卷化，从历史上讲，是源于二战结束后东亚成为全球分工体系的“加工贸易带”，东亚诸国相对于欧美产业体系而言属于“低级打工仔”乃至“高级打工仔”。“打工仔”需要做的是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从中反复锤炼技艺，这相当于西方在18、19世纪走过的路。
因此，东亚教育模式沉浸在对简单知识的反复锤炼，务求“把题做对”而非思考“为何要做题”，这在短时间内能够大量培养适应“泰罗制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而欧美的经济已经全面发展到占领创意和创新这些高附加值领域，可以说辛苦的东亚人尽管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其中大部分被搞创新型经济的欧美所攫取，东亚人陷入争夺存量的内卷化惨境。
中国目前想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迈进，抢占产业链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这无疑是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奶酪”，因而中国受到了打压。但我们没有退路，退缩了就是对历史和人民不负责任，坚定往前走就能为整个东亚经济摆脱“内卷化”困境带来希望。
这是中国乃至东亚经济体的大趋势，从重庆发展的小趋势上讲，重庆正在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一大批创新人才的后备军正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要着重努力培养的。下一步教育改革和对辅导培训行业的引导上，要着重发挥对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作用。
一是让学生们在“玩”中“学”。中国的先民们非常善于观察和思考，从而形成了《易经》《诗经》等名著，而现在的孩子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的直接体验，从小就把课本上的“二手知识”奉为金科玉律，这怎么培养能思考、善思考的人才？
浙江的“安吉游戏”（AnjiPlay）主张任何环境都可以成为一个学习环境，倡导每天至少留出90分钟用于户外玩耍，用好梯子、水桶以及攀登方块等设备。这种教学模式在中国、美国、欧洲以及非洲的成功启示我们，培训机构可以成为学前乃至基础教育的帮手，通过设置贴近自然和社会的情景类课程模块，让学生们在观察和思考、实验和研究中获得成长。
二是要提供“工业4.0”所需的数字技能。“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化革命”，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能力对“工业4.0”时代的学习和就业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有越南TEKY的案例，它是越南第一所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及数学）学院，面向6至18岁的儿童。通过与越南全国30所学校的合作，该学院能够提供9至18个月的技术课程，以及假期期间的编码营。
我们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可在培养学生的“数商”方面加强探索，在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安全、数字化情商、数字化传播、数字化形象等方面开发出一系列适用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程模块，以培养适应未来数字化创新的人才。
三是要注重“双创”精神的从小培养。创新创业不但需要对技术的娴熟掌握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还需要培育对团队管理和企业运营又专长的“企业家”能力。在这些方面，善于从小培养科创精神的芬兰，也开始注重从小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比如芬兰的南塔皮奥拉高中特别注重创业精神的培育，该校的青年创业计划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体创业的机会，随后可以在全国性的竞赛中表达出他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的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要善于引导中学生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思考社会上各行各业是如何组织和运营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如何构建，商机在哪儿、市场在哪儿，团队如何搭建，该领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可以做哪些改进，等等。经过思考和锤炼，学生们的“双创”能力会越来越强，未来从事具体的双创实践的概率也就越大，这会为将来的创新型经济提供大量的生力军。
总之，培训机构的未来发展，不是继续通过“贩卖焦虑”，迫使家长盲目买课、学生全天候上课，这样是在以挤占孩子们幸福的而有创造力的童年为代价来攫取超额利润。而应着力于让孩子们获得创新和探索能力的提升、社会和生活技能的提高，培训机构要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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